本文整理自经济学家陆铭「超长加班或将补贴海外消费者」这一观点的讨论，原作者为知乎答主牛肉丸夫斯基。
一个问题：中国工业品的便宜从哪来
中国工业品长久以来的特点是什么？在勉强可用的情况下，非常便宜。
那么这种便宜是哪里来的？代价是什么？
顺着陆铭的话往下拆，其实是一本极其朴素的账：
中国制造的便宜，很大程度上是用国内生产者的「去消费者化」，对海外最终消费者进行的跨国补贴。在生产导向的机器里，劳动者被压缩成了纯粹的要素成本——原本应该转化为国内消费能力的工资与闲暇，被折叠进了低廉的出厂价里，渡海去补贴了大洋彼岸的购物车。
而超长加班，不仅没有创造增量财富，反而是在用透支肉身的方式，强行维持这套补贴循环。
这也同时解释了另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一个生产力爆棚的社会会缺乏消费动力？
激励机制：分税制与「产地原则」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回到激励机制。因为所有企业博弈出来的平衡，往往是政府的激励机制引导出来的副产物。
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，地方政府面对的是一个「财权上收、事权下放」的硬约束。在财政饥渴的驱动下，税制结构的设计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。
我国的税制长期以增值税等流转税（间接税）为主体，而流转税最核心的特征是「产地原则」——只要机器在转、货物出厂开票，税收就在生产环节被锁定在当地财政的口袋里。相反，欧美常见、与当地居民消费能力直接挂钩的零售税（消费地原则）或个人所得税，在地方财源里占比极低。
这种税制设计，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极强的「重生产、轻消费」激励扭曲：
- 对 A 地政府而言，给本地工人涨工资、严格执行 8 小时工作制，会立刻推高本地工厂的成本、吓跑招商引资；
- 而工人拿到钱和假期后，完全可能去 B 地旅游、去网上买 C 地的商品；
- 结果是 A 地承担了全部的「制造消费者成本」，却无法独占消费带来的税收收益，正外部性外溢。
既然培养本地消费者是一笔赔本买卖，最理性的策略就是把本地彻底变成纯粹的「生产车间」。只要能找到外部的消费需求，就可以完全无视本地人的购买力。至于最终买单的消费者是在北上广、在纽约、在伦敦，还是在 M78 星云，对本地税收账本来说根本不重要。
如何让生产者接受低工资
一个隐秘的机制是：低福利、低社会保障，客观上提高了劳动者保留工资底线的脆弱度，让劳动供给变得极度缺乏弹性（刚性），甚至触发了向后弯曲的生存效应——当单价被压低时，为了凑够活命的钱，劳动者非但不能退出市场，反而必须主动延长加班时间。
同时，低福利让大多数人必须接受持续的工作，一旦不工作，很快就会面临生存威胁。而你带着生存威胁去找工作时，一份「勉强可以吃饱」的工资，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。
这构成了一个自我激励的循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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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福利保障 → 低人工成本 → 去消费者属性 → 低售价补贴外部消费者
↑ ↓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强化外部消费者购买力 ←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循环为什么难以主动打破
一旦把福利水平提高到勉强可以解决温饱，劳动者就会面对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：在家躺着就有泡饭咸鸭蛋吃，为什么要出门 996 只为了换回白米饭和小葱拌豆腐？
所以，出门工作的预期，转眼从维持生存，变成了改善生活。工资和劳工待遇要求会迅速上升。大概率导致低端产业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，向别国转移。
而此时如果产业升级的速度赶不上成本的上涨，就会快速丧失前期辛苦积累的优势，甚至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对一个刚刚站起来、根基仍需巩固的大国而言，过快打破这一格局可能带来巨大风险。因此长期以来，政策上更倾向于维持制造业竞争力，并对分配结构调整保持相对谨慎。但这也加深了经济系统对外部的依赖和自循环本身的脆弱性。
外部消费者并非永远存在
疫情前后的两次贸易战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脆弱性。
很多人觉得，没有贸易战，这个循环还能保持很久，全怪大洋彼岸的搅局者把全世界人拖下水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：贸易战本身就是被这种扭曲的贸易结构催生的。
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入通缩，降低通胀压力；但与此同时，中国的低价商品也在剥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的能力。这本身是个无法永久持续的结构——一方剥离消费者，另一方就要剥离生产者，而这个被剥离的生产者，同时也是消费最大的源头。
一旦撇开 AI 的增长，日韩及台湾地区在衰退，美国的消费者支出下降到了疫情前水平。外部消费者，并不是永远存在的。
甚至，很多人认为我们和全球处于不同步的周期，这大概率也是一种错觉。全球的消费都在走向衰退，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。一个全球最重要的工业节点，怎么可能和全球的经济周期不同步？这本身就不合理。
所以回到陆铭的话题：在明确了外部消费者短期不能回来的同时，当务之急应当是更主动地重新创造消费者。
前车之鉴：1929 年的美国
大萧条前的美国，同样是彼时全球最庞大的工业节点，在结构上与当下有着惊人的相似：
产能狂飙、物产极其丰富，但财富高度集中，普通工人的工资涨幅远跟不上生产率的狂奔。1920 年代美国生产率涨了 40% 以上，实际工资几乎完全停滞。
虽然当时有个别像福特这样的资本家悟出了「不给工人发高薪和假期，就没人买得起 T 型车」的道理，但整个系统依然沉迷于压榨供给端。最终，内部消费无法吞吐工业产出，危机爆发，并通过刚刚起步的全球贸易网迅速传染给欧亚。哪怕后来紧急补救推出罗斯福新政，也依然没能挡住随后十年全球范围的残酷总清算。
前有美国，后有日本。一个统一的教训是：他们都错过了向前一步的最好窗口。
而错过会留下不可逆的痕迹。因为时间是所有人最珍贵、最不可逆的成本。对一个人而言，哪怕你在 50 岁成功了，也已经找不回 18 岁那个寒酸小子与美丽新娘的夏天。更何况对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、对全人类。
时间不会停下来。加班的每一分钟，对个体劳动者和这个大环境来说，都在不可逆地流逝。
我们都习惯于把今天无法解决的矛盾留给「遥远的未来」和「后人的智慧」。但问题是，当未来已来时，你才会发现，后人面对的问题并不能被智慧解决——前人肆意消耗了所有的行动空间，留给后人的选择越来越狭窄，直到没有选择。
把事情交给明天，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。首先你得有明天，其次你要有选择。